尊敬的    同志：
    您好！今天我们请您提供稿件。
    从1959年持续到1979年的那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全国有2000万城镇青年参与。据悉，您也曾是千军万马中响当当的一员。也许几十年来您一直珍藏着这份记忆，今天有机会请您回忆这份珍藏。
    当年，许多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，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和热情，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。在农村的艰苦锻炼，培养了知青这一代人不怕苦不拍累、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和为祖国、为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。一代知青在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、英雄主义，成为其人生所特有的宝贵财富。知青到农村，也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，使许多偏僻闭塞的乡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，使许多农民及子女第一次感受到现代文明。知青们通过当乡村教师、赤脚医生和搞农业科学实践等传播了科学知识，一些农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，并通过升学、参军、经商等，走出了农村。回顾过去，你们有功，展望未来，功留千秋。
    想当年，从温岭出发支边的知青，风华正茂，怀揣着美好纯真的理想和亲人的叮嘱，也带着些许迷惘，汇入了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……
    今天，当年的知青大都已年过半百或近花甲，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重新回归城市，还是已深深扎根在边疆的土地上，无论是还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恳工作着，还是早已退休，对于曾经的那段经历，一定有不少的往事难忘。
    为了不使这些难忘的往事无声埋没，为了能让几十年来您一直珍藏着的这份记忆奉于世人共享，再次恳请您按照征编方案的要求，拨冗撰稿，并尽早寄给或发给我们。

     此致
敬礼

浙江省温岭市政协文史编辑部        
2008年5月13日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八年北大荒

■ 张抗抗

    1966年，我在杭州第一中学初中毕业。1969年春节后去了浙江省德清县洛舍人民公社陆家湾大队落户。三个月后，即1969年5月，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农场派人来杭州招收知识青年，我得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即从德清赶到杭州应征。6月，我离开杭州，来到北大荒鹤立河农场。

    鹤立河农场

    鹤立河发源于小兴安岭，婉蜒流经兴安台、峻德、新华境内，穿过东大甸子至古城，与梧桐河一并汇入松花江。鹤立镇边上有一座长长的木桥，桥下河床宽阔，雨季来临时水流湍急，名为阿林达河（满语）。小镇铁路以西的土地，有清澈的乌龙河由北向南汩汩贯行。
    这个被三条河流环绕的农场，叫鹤立河农场。
    鹤立河农场始建于50年代，是三江平原的“鱼米之乡”，曾有“塞 北小江南”的美称。它以前曾是一个劳改农场。
    那辆从杭州出发的知青专列，在路上走了三天三夜，出山海关过哈尔滨，从佳木斯再往北60公里，终于停靠在那个叫做鹤立的小站上。满满一火车的知青带着他们的行李，站在铁轨两侧。大家在6月清冷的小雨中吵吵嚷嚷地等待许久，按名单被分配到各个分场，然后坐上分场来接我们的胶轮拖拉机，各奔东西。我们在泥泞而颠簸的土路上“颠”了三个多小时，总算到达了目的地——二分场。
    那天，在分场场部的空地上，越过欢迎的人群，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房屋后面一座高高的木架。木架约有三层楼房那么高，顶端是一所四面漏空的岗亭，上面有盖可避风雨，一侧有木制的扶梯可以往上攀登。这大概是方圆几十里地界中最高的一座建筑了。
    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叫瞭望塔。以前是用来监视“劳改犯”，防范他们逃跑的。劳改农场划归农场管理局后，这座瞭望塔依然仁立在那儿。
    我们百十个新来的杭州知青，被分配到各个连队。有干部将我们领走，沿着一条黄沙铺就的小路，前面出现了一堵黄泥垒成的土墙。土墙上有门洞，穿过门洞，是一个极大的院子，被一人多高的土墙围成一个长方形，土墙上圈着一道道生锈的铁丝网。在围墙两端的土墙上方，也有两座小小的木塔，像个岗楼的形状。它们基本上保留了原来劳改农场的格局，只是那岗亭上如今没有了站岗的卫兵。
    我们很快便真真切切、确确实实地置身于昔日的劳改农场之中了——由土坯砌成的红瓦苫顶的连队宿舍，一排排整齐地排列在那个大院里。每排宿舍长约60米，只在两端有两个门可供进出；那排长长的宿舍在知青到达前，已经被拦成两段，在中间部位隔开，以便两头可分住男女知青。
    从一头的门进得屋去，左右两边分别两排长炕，一眼可看到房屋的尽头。在这样毫无遮挡、一览无余的空间里。显然极其便于管理。无论是男宿舍还是女宿舍，都不可能有任何个人隐私存在。连长和指导员随时随地都可以闯进来，喊起床喊出工喊开会，随便坐在谁的铺位上，用手扒拉他们熟睡的脑袋，一次喊不醒两次喊不醒，急了干脆伸手把人从被窝里拖出来。
    鹤立河农场的鹤岗、佳木斯、双鸭山知青，是在1968年10月最先到达的。到了1969年6月，又来了我们这一火车杭州知青，后来是宁波知青和温州知青。到1972年，又来了哈尔滨的“小知青”。在这上万名知青陆续到达以前，劳动局已将各个劳改农场的那些刑满留场的就业人员，大部分遣散到黑龙江各县农村，只留下一部分年轻力壮的“生产骨干”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单身汉。原来管教“劳改犯”的管理干部，基本上都留在农场“就地转业”，顺理成章地接着来管理知识青年了。还有一些从附近农村陆续招收的“基本工人”，出身好、政治上可靠，算是农场真正的“贫下中农”。
    那些管理干部，大多是1958年的转业官兵，来自河南、山西、甘肃、四川等“五湖四海”，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从各省押送劳改犯来东北服役后，留在这里当“管教”的。他们文化不高，但吃苦耐劳，忠心耿耿，党叫管“劳改犯”就管“劳改犯”，党叫管“知青”就管“知青”。但由于他们多年来一直管教“劳改犯”，后来管理“刑满就业人员”，养成了说话粗声大气，吆五喝六的习惯。如今面对城里来的知青，一时不大适应，又看着知青的自由散漫和笨手笨脚，实在着急上火。何况报纸上也说，知识青年需要“劳动改造”嘛，便将知青当“劳动犯”来严加管教，工作方法简单，说话都是命令式，言语粗暴，说一不二。
    知青与“管教”们，很快发生了冲突。可能是因为某个知青军训集队的拖拉，可能是因为知青铲地把苗铲了而将杂草留在那里，可能是因为食堂的伙食，也可能因为女知青把内衣晾得到处都是……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起冲突：一方是训斥，一方是不服；越是不服就越得训斥，越训斥就越是不服。
    知青们刚刚“毕业”于“文革”的“文攻武卫”，个个伶牙俐齿，能言善辩。况且都能熟练地灵活地运用伟大领袖的语录，倒背如流，活学活用。若要讲理，管教们是讲不过知青的；要想不讲理，管教也胡搅蛮缠不过知青。几次三番后，管教们不再同知青白费口舌，他们自有管教的办法——凡遇有刁钻滑头的，遇有讲起道理一套一套的知青，逮着一个错，就往场部的“小号”里送，先关你个十天半个月，看你老实不老实（“小号”——农场为“管教”犯人自设的禁闭所，据说面积仅容一人，只能坐不得躺。有些干部把知青完全当成了犯人，想关谁就关谁，相当于非法拘押，是当时缺乏法制、人权概念的明证）！
    我曾在一个砖瓦厂呆过一年，那里有个队长性情极其暴躁。一次，有个知青同他发生争执，队长喊来人，当即把那个男知青用绳子绑在椅子上，饿了他几顿，一直到他腿软认错为止。
    知青们终于发现顶撞是没有好处的，大权都在管教手里，得罪了管教，那小鞋够穿上几年的。于是，渐渐地就改变了战略战术，从公开顶撞改为暗中捣乱，从硬磨改为软泡，从言语改为行动，从藐视改为戏弄……知青们开始给他们不喜欢的管教起外号，什么“小炉匠”、“座山雕”、“鱼头”、“疤拉眼”等等，私下里全用外号代替了，一时很是解气。如果写“决心书”或是请假条之类的故意用一些生僻的字，让管教念白字或念不下去，然后，哄堂大笑，笑得人仰马翻。更有甚者，为了报复某管教的“管教”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解馋，就去偷管教家的鸡鸭，还有自留地的青苞米和豆子，用麻袋装了回来煮着吃。
    记忆中几个连队的管教大多没怎么为难过我。先是在菜园队，后到了砖瓦厂，再是八分场的科研班，后来是场部文艺宣传队。历任的“管教”们歪着脑袋斜着眼睛瞥我一眼，看我那个细瘦文弱的小样，眼睛里有几分无奈几分怜悯，知道指望不上我什么，也就懒得同我废话。
    菜园队有个老队长，叫李青山，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，没文化，转业后就种菜。他待知青挺和善，从不呵斥我们。
    后来，我到了砖厂。砖厂那老连长脾气暴躁，山东人，瘦高个，瘦削的脸上一双眼睛布满了血丝。他整天在工地上转悠，或者站在别人看不见他的旮旯里，悄悄地观察着干活的人。发现谁偷懒谁出了错，冷不丁地出现在此人的背后，一把抓住那个确凿的“罪证”，骂得连祖宗八辈子都捎上了；谁要是偷工减料或是干活瞎对付，他真的生气，气得浑身哆嗦，不骂得你无地自容当场重新返工，决不罢休。但砖厂一位姓卢的副连长，河北人，性情随和，知青爱同他开玩笑，他也不恼，知青就将他视为朋友，称兄道弟的。他媳妇是广东人，我们叫她“李姨”。李姨在家属队下地干活，在家养猪喂鸡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知青中有人家里寄来邮包，常拿到她家里去煮小灶吃；她家的青苞米下来了，鹅蛋腌咸了，也常打发儿子来叫知青去吃，那几年我遇到过一些难处，李姨一家给过我许多关怀。她家的大闺女小勤，后来嫁给一个宁波知青，大返城时随知青去了宁波家，也是知青中的一段佳话。
    二分场的领导，即革委会成员们，说话处事、政策水平显然比连队干部高出一筹，态度也和悦得多，他们煞费苦心地“托管”着这几百名知青。
    王悦庭主任不苟言笑，总是板着脸，看上去很严肃的样子。我无从得知他来自哪里，转业以前是连长还是营长？但他担任着全场这最大一个分场的一把手，想必资历不浅。我们都对他敬而远之，认为他根本连我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。但两年以后，不知道他怎么听说我爱写爱读书，就把我调到分场新成立的“政治文化室”，让我管理图书兼管通讯报道。另有一位副主任刘振和，三十几岁，胖胖的圆脸，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，说话尖声细嗓，对待知青挺和善，擅长做思想工作。对于知青的胡搅蛮缠他从不计较，常常不厌其烦地找人谈话，道理讲得人心悦诚服。还有一位1964年下乡的鸡西知青屈吉月，当时已是分场的宣传干事，大家叫他“屈干事”。他长得面相白净，举止斯文，对知青也很客气。记得在大田铲地的时候，他还帮我接过好几次垄。几年后，我开始给报社投稿，请分场组织证明我的知青身份，他很痛快地替我在稿子上盖了个章。
    尽管知青当年曾对农场的干部有种种不满，一部分管教态度粗暴、多吃多占、好逸恶劳的习性曾使我们受到过伤害，但今日平心静气地重新回头看，我们会恍悟，其实令我们感到压抑和窒息、感到不公和委屈的缘由，并非来自他们本人，而是那样一个粗暴的年代。
    1971年秋天回到杭州家里养伤，这是我从1969年去北大荒以后，第一次回家探亲。妈妈总算结束了“隔离调查”，可以回家住了。但她的‘问题”还未得到解决，还得天天去学校劳动。
    在杭州的日子，我把家里封存的那些文学名著都读了一遍。贪婪地（美其名日“批判地”）吸收着“封资修”文学书籍的营养，这时报纸正在批判‘林彪一类政治骗子”，我的思想陷入无限的迷惑之中。

    北大荒的寒冬

    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，过得刻骨铭心。
    在杭州出发前，每个知青都发了草绿色的棉衣棉裤，还有棉大衣。当时说是免费赠送的，但到了农场几个月后，就开始月月从工资中扣款，由我们自己来偿还。钱未扣清，棉衣已穿在身上，肥肥大大、拖拖拉拉的，有点像当年八路军的红小鬼。互相望着别人，都像在看怪物，笑得肚子疼。有爱美又能干的女生，把棉衣小心拆了再重新缝制，穿在身上焕然一新，精神十足，让人羡慕！
    我却对那套棉衣棉裤束手无策，它们几乎没有一处尺寸合适于细瘦的我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只能乖乖地把它们穿上，用以御寒过冬。每当出工时我总拉在后面，因为裤腰太肥，裤子总往下掉，时不时的要把它提一提。
    一双黑色的棉胶鞋，鞋帮上衬着薄毡，再自己垫上毡垫，还是冻脚。鞋都大两号，以便在里头再穿一双毛袜，却还是冷。去菜窖的路上，走上几分钟，脚就僵了。有鹤岗的知青指点说，穿上辄翎靰鞡鞋才行。可上哪去弄靰鞡鞋呢？农场的小卖店也没有卖的。鹤岗知青很仗义地说：“等我回家，让我妈给你做一双鸡毛袜子，穿上准保暖和。”过了不久，鸡毛袜子果然做好了，是一块三角形的白布套，里头塞着鸡毛（大概是羽绒服的初级阶段）。把三角形的布套抖开，脚伸进去，包裹严实了，再伸到棉胶鞋里去。可是，鸡毛袜厚而蓬松，任我怎么努力，根本就穿不进去。穿出一头大汗，只好作罢。
    每人都发了狗皮帽子，草绿色的布面，里子和耳垂是毛茸茸的狗皮，戴上倒是暖和。但女生们都不喜欢，觉得像《林海雪原》里的那个小炉匠，就仍然戴着从南方带来的毛围脖，红的绿的长长地绕了一圈又一圈，远远看着十分鲜艳夺目。那围巾却不遮脑门儿，一出门，呼啸的寒风吹得脑袋疼，若是不戴口罩，在野地里走上十几分钟，那首当其冲的鼻子尖就倒了霉，眼看着一点点发白，失去知觉。要是不及时用雪来搓，搓出热气和血色，鼻子真的就可能冻掉——这句民谚可不是吓唬人的：如果脑袋上不戴棉帽子，脑袋就没有了。脑袋和帽子是同一个不可分的物体。面对寒冬的淫威，南方知青很快就乖乖屈服。于是，女知青们再是爱美，还得把那顶狗皮帽子戴上，用帽耳朵把两颊包紧，脖子里系上围巾，戴上厚厚的棉手套，如此全副武装，出得门去才不会被冻伤。当时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等有了钱，一定要到佳木斯的百货商店，去买一顶漂亮的皮帽子。最好是羊剪绒的，帽檐上有无数卷曲的绒毛，看上去挺神气。
    还没到三九天，我们就已经着着实实地领教了北大荒冬天的厉害。晚上洗了脚以后，出门去倒水，外面冻得“嘎嘎”响，迎面一口冷风呛得气都透不过来。慌慌张张地泼了水就往屋里跑，手上沾了脸盆里的水，湿手一拽门把手，顷刻间那手就沾在门把手上了，一心想要挣脱，使劲儿一缩手，手上撕下一块皮。
    晚上上厕所，厕所里黑咕隆咚的，打着手电筒，也找不着茅坑的板子。逗留时间稍长些，屁股冻得生疼，手也冻僵了，系不上裤子。男生女生都不愿意上厕所，出了门，就地“宿营”，反正谁也看不见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门口一摊摊冰冻的尿迹，像一幅幅黄色的地图，大家都视而不见。冻的尿加上泼的脏水，宿舍门口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冰山，每天出门都有人在“冰山”上摔个大马趴，还乐呵呵地说是“冰山来客”。连队领导三令五申，不准在宿舍门口倒水，但谁都阳奉阴违。直到开春，那“冰山”才一点点化了。
    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……”我们很快都学会了那首关于冬天的民谣。成天扳着手指头，盼着“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”的那个遥远的春天……
    第一年冬天，连队的大宿舍都用“大锅”取暖，就是在屋地中央，用砖砌上一个圆形的大池子，然后把食堂做饭的那种大铁锅倒扣过来，架在上面，锅底的尖顶上砸了一个洞，用来接烟囱的管道。铁皮管道从窗户里通出去，排放烟雾。倒扣的大锅在靠门的那一侧，用砖留了一个烧柴火的口子，然后把稻草塞进去，点上火，火焰很快就把铁锅烧热了，烧得滚烫发红。百十平方米的大宿舍，就靠这铁锅散发的热气取暖。铁锅很容易烧热，宿舍的温度一下子升高，这时候大家就赶紧洗脸洗脚，上炕钻进被窝。一旦锅凉了，宿舍的温度很快就降下来，满屋子的人嘴里都发出“嘶嘶”的声音。
    所以，在冬天，东北人互相见了面，口头语是“用屋冷不？”如果屋子的温度不够，墙角的天花板、墙壁和玻璃就会上霜。一旦上了霜，就要到天暖了才能融化。墙上的霜越积越厚，整个屋子银光闪闪的，像一座冰雪女王的宫殿。看着挺浪漫的，实则像个冰窖。
    有一次，轮到我值日。值日也就是专管烧大锅，一人轮一个星期，半夜得起来添火，白天就不用出工了。前一天晚上，把烧大锅用的稻草，一堆一堆地抱到宿舍门口的走廊里，堆成一座小山。大锅的胃口出奇的大，这座小山只需一天就会被“搬走”——统统填进了大锅的肚子里，燃烧后变成灰烬。然后，再把大锅里的草灰，一锹一锹地挖出来，装在土篮子里，拎到外面去倒掉。清晨天还未亮，值日生就得先起床，把大锅烧热，锅热了屋里热了，大伙儿才能离开被窝穿衣服，否则，连衣服都是冰凉的。我拼命地往大锅里塞稻草，想把大锅尽快地烧热。但我忘了大锅里有许多昨夜剩下的草灰塞满了“灶膛”，那稻草怎么也塞不进去，塞进去也烧不起来，一股黑烟从灶口倒出来，把大伙儿呛得纷纷逃窜。
    接受了这个教训，第二天下午，我早早地开始“掏膛”，准备把灶锅里的草灰，清理得干干净净。我用铁锹把草灰掏出来，放在土篮子里，轻轻拍打严实了，好多装一点。我把宿舍里值日用的三个土篮子都装满了，然后，把它们拎出去放在了走廊的过道上。那会儿我手头正有个什么事情要做，就打算稍过一小会儿，再把它们拎到门外的远处去倒掉。但我却很快就把走廊里那三个土篮子忘得一干二净，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了草友那一回事儿，然后就到井房去担水了。
    等我回到宿舍门口时，只见走廊里正向外冒着浓烟。有人大声呼喊着救火，冲出来，抓过我肩上的那两桶水，就往草堆上泼。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忙乎了一阵子，火总算是扑灭了。我瞪眼望着走廊里一地的泥水和被火烧了半截的草棍，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    一个女生冲着我尖声叫：“你怎么不把土篮子里的灰倒了呢？”
    我问：“咋的了？灰咋的了？我这就去倒啊……”
    她生气地指着墙边的土篮子说：“倒啥倒，还倒呢，都着啦！”
    我这才发现，那只土篮子已经面目全非，它的底部被烧掉了，边上还留着燃烧过的痕迹。墙边堆的稻草，一部分已烧成黑灰，宿舍里烟雾弥漫。
    那女生看我左右还是一个不懂，就用教训的口气指点我说：“刚掏出来的灰热，里头有火星子，你不拿外头倒了，它煨着煨着就把土篮子给点着了，上篮子再把墙根的草给点着了，要不是俺们回来的早，你差点儿就成了纵火犯了！……你们这些南方人，咋的啥都不明白哩？”
    虽说连队并未因为此事批评我，但我从此再也不敢大意。
    刚到农场那几年，由于南方知青不懂得东北的基本生活常识，闹了许多笑话不说，还经常惹出麻烦，险些酿成大祸。
    男生宿舍“着火”是家常便饭，见怪不怪了。“着火”多半都是因为烧炕引起的。反正取暖不收费，过了今儿个没明儿个，知青们总嫌值日的烧炕不够热，有的人就自己去抱了柴草来“加火”，直到把炕烧得烫手才罢休。那热乎乎的炕睡得好舒服，可到了后半夜，身下的褥子终是经受不了烫砖的温度，渐渐被焚化被点燃——有人在梦中只觉得后背着了火，在睡梦中被“烙”醒，跳起来光脚逃出被窝跳下炕，才发现褥子已经焦黄变黑，屋里一股棉花的焦糊味，用凉水拍打后，褥子上留下一个烧透了的大洞。
    头两年冬天，我们经常得用自己微薄的工资，为那些烧坏了褥子的男生募捐凑钱，好让他们去买新的褥子。
    到了第二年冬天，农场为知青准备过冬的烧柴，原本就供不应求，再加上知青们无计划地“挥霍”，柴草终于告馨。总场方面也无力继续筹措新的取暖费用。元旦将临，在开过紧急会议之后，只得无可奈何地作出决定：宿舍停止取暖，全体知青放假三个月，等开春再回农场。

    我想要自由

    1972年3月，我从杭州回到鹤立河农场。“政治文化室”已经关门大吉，我的工作安排成了问题。我不想再回菜园队去，就要求将我调到砖瓦厂去当工人。砖瓦厂的活儿虽然又脏又累，但是三班倒，时间上比较紧凑。由于有夜班，为了让大家都能休息好，瓦厂领导把知青宿舍隔成四五个人住的一间间小屋，不像连队大宿舍那么乱糟糟的。我一直希望能多一些自己独处的时间用来读书，要是能去瓦厂就好了。再说，瓦厂的窑地只是在春天到秋天这半年开工，到冬季上了大冻，瓦厂就停工休整，肯定有较多的闲暇时间，再没有比瓦厂更适合我的地方了。
    被知青背后称为“座山雕”的李队长，外表严厉而心地善良，他收下了我。
    瓦厂一百多人，以鹤岗知青和宁波知青为主。我住的那个小屋，另有三个女生，都是鹤岗知青，生活上大大咧咧的，吃得下睡得香，彼此相处得没什么矛盾。只是她们对我似乎很戒备，总是不断地问我的情况。其中有个女生问我父母是干什么的？我说我妈妈是教师，但现在要培养新生力量，老教师就到学校图书室管理图书了。她听着，使劲地眨着眼睛不吭声，一副完全不相信的样子。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，说某某说你妈妈肯定有问题，要不咋就不让她上课了呢。又有一天，我一下子收到了好几封来信，有家里的也有同学的——在那种平静寂寞的生活中，家信和友人的来信是最珍贵的。那天夜里我不断地翻来覆去，想着信上那些温暖的问候，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。第二天晚上上夜班，一个劲地打哈欠，邻屋的一个女生好意地说，你昨晚一夜都没睡吧，啥事儿让你这么兴奋？我奇怪地问她说你咋知道我一夜没睡？她说你同屋的某某告诉我的呀。
    领导分配我当晾瓦工，即压瓦机里压出来的瓦片泥坯，要用独轮车推到瓦房里，瓦房里有一排排的木架，上面穿着一层层粗铁丝，用来摆放晾瓦板（有点像江南农村的蚕房，一层层放满了养蚕的竹匾）。晾瓦工的活儿就是把小车上放着十几块湿瓦坯的瓦板，用最快的速度一块块取下来，然后一块块地准确地递到铁丝上去。上下左右的先后秩序要算得精确，空间利用要得当，动作要敏捷利索，技术性挺强的。一块湿瓦重5斤左右，8个小时工作期间，差不多要搬动几百次瓦板，下蹲上伸几百次，一个班次下来，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我干得不错，运瓦的小车工对我挺满意，我们的速度总是遥遥领先。
    到了农忙时节，瓦厂的“工人”轮班去支援第一线，铲地、撒化肥。割麦子、掰苞米什么的，我一次都没有落后过。
    红娅是宁波知青，是“新初一”的，小我好几岁，但个子比我略高些，丰满健壮，干活特别能吃苦，很有正义感，整天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的，当时担任知青排长。她就住在我隔壁，见我一有空就看书，便常到我的屋子里来借书或聊天。她也渴望以后能有机会去读大学，但又觉得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。通过她，我认识了另外两个宁波知青汤翠翠和陈朗，她们都是爱学习的人，知识面也很广。她们对我很友好，大家谈天说地挺投机的。家里寄来邮包，我和红娅把东西放在一起不分彼此伙着吃：我有香肠、皮蛋和猪油，她有宁波的蟹酱和咸鱼。
    有一次，收工回来的路上，红娅忽然问我想不想入团？她是连队的团支部委员，她说她愿意介绍和发展我入团。
    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，欲言又止。人团？她哪里知道我早已不想了。
    C连长也是宁波知青，高个子，有个很女性的名字，形象和作风却很不女性。她的脸上终日没有笑容，一副“阶级斗争面孔”，整日风风火火的，好像恨不得跳入瓦厂的砖窑去“百炼成钢”；她从不与我说话，我也很少搭理她，干活吃饭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。
    但几个星期下来，我发现事情有些踱跷。三班倒的“工人”，一般是按白班中班夜班的次序轮换，也就是说，每隔三周才会轮到一次夜班。但我刚来了一个月，竟然隔一周就是一个夜班，倒班中间连空隙也没有，无形中就“侵吞”了我两个休息日。问了同屋的女生，知道原来是由C连长主管安排每个知青每周的三班排班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发现仍然是不断地安排我上夜班。
    上夜班毕竟要比白班辛苦得多，每天天快亮了才下班，白天来来往往的人吵吵嚷嚷，常睡不好觉。一个多月的夜班下来，我头昏眼花，疲惫不堪，白天睡不好，晚上没精神，人也瘦了许多。想来想去，觉得实在不公平，忍无可忍之下，去找C连长讲理。
    那天C连长正躺在宿舍的炕上听半导体收音机。我进了门，她连头也没抬，我站在那儿好一会儿，她才爱理不理地问我什么事。我结结巴巴地说了，她的脸拉得更长，冷冷地甩过来一句：“都不想上夜班，谁来干革命哪？”我生气地辩解说：“不是不想上夜班，而是总让我上夜班就没有道理，革命应该大家干哪。”她顿时从炕上仰起了身子，冲我冷笑着说：“我这是照顾你呢，你不是喜欢看书吗？让你上夜班，不是有更充分的时间看书吗？你不要来找我，我是按原则办事的。”我转身就走，泪水一下子涌上了眼眶，幸亏没当着她的面淌下来。
    所以，红娅对我说起入团的事，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的家庭出身入团恐怕很困难，就别费这份心思了。”但我没跟红娅说C连长的态度。
    过了几天，我偶尔到翠翠和陈朗的宿舍去，“唠”了一会“嗑”，陈朗忽然好奇地问我：“你这一生中，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？”
    她问得很诚恳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“我想要自由。”
    至今我还记得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陈朗完全愣住了。她纯净的眼睛里闪过一个强烈的问号：“你疯啦？你怎么敢要自由？自由可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啊……”
    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，随即自我“纠正”说：“我说的自由，意思是……是……就是一个人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……这不是政治的概念，不是的……”陈朗听完后，理解地点了点头，翠翠也表示赞同。
    回到宿舍，我左思右想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头。陈朗和翠翠都是宁波人，和C连长的关系很不错，若是把球的话“汇报”给C连长，就算哪一天无意中提起，也够我倒霉的了——你对她们说什么不行，扯到自由上去干吗呀？自由是一个多么敏感多么可怕的字眼儿，自由就等于罪恶等于反动，自由是绝对的资产阶级思想，是绝对的个人主义，你为什么不要革命不要胜利偏要自由？你想要自由就是想要和平演变想要复辟想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！你的阶级本性因此彻底暴露无遗……我内心隆隍然心烦意乱，责怪自己太容易轻信别人，恼恨自己太坦率太幼稚，弄不好再开一次我的“批判会”，再贴我一次“大字报”，我可怎么在瓦厂呆下去？
    关于“自由”的谈话以后的一些日子，我除了出工去瓦房，连门儿也不串。我小心谨慎，夹起尾巴做人，也不敢再对上夜班表示不满了。

    大学梦破

    1973年冬天，我随瓦厂的大部分知青到小兴安岭去伐木，一直到开春才下山。下山后，我就调到八分场去了。
    那时候，二分场的王悦庭主任已调往八分场当主任，我主动去找他，表示想调到八分场去。王主任似乎对我的印象还不坏，也许还有几分同情，就答应了。
    八分场派了一辆拉草的牛车来接我，一路上，干草和行李晃晃悠悠地直往下溜。我想起“树挪死，人挪活”那句俗话，换个地方，也许会有新的生机？
    八分场离二分场八里地，靠近水库，以畜牧业为主，养着几百匹枣红色的军马。第二天清晨，一群群高头大马从围栏里冲出来，迎着太阳，向草甸子奔去，那场景是何等地激动人心哪！我早就十分向往八分场，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北大荒生活。
    我被分配在科研班，搞小麦的种子试验。科研班有十几个女生，大多数是宁波知青，整天叽叽喳喳地很开心。她们对我这个杭州人挺感兴趣。知青排长成津敏也是宁波人，心直口快，像个“假小子”。
    科研班有个技术员叫王春燕，大家都叫她王姐。她在“文革”前一年从东北农大生物系毕业，分配到这个农场搞农业科技；她爱人卜文信是学兽医专业的，两个人在八分场安了家，有两个孩子。王姐和卜大夫的家，一到星期天就聚满了知青，有人说他们像大队辅导员似的，让我们重温学生时代的生活。卜大夫的医术很高明，救活过很多生病的牛马，还试验成功了对家畜外科手术的针刺麻醉，省报上还登过他的照片，报道过他的事迹，知青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王姐的性格温和，每天到地头指导我们搞科研，虽然严格却很耐心，下了工常让我们到她家去，煮些东西给我们吃。我在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后，忽然像得到了一个大姐姐，有了家的温暖。
    在科研班干了一段时间，分场的邮递员病了，王主任就让我去替代他，空余时间还是搞通讯报道，往总场广播站送稿。
    那年夏天，我采访过水库边上的一个知青养蜂站。他们养了几十箱蜜蜂，还用土法提炼蜂王浆，把提炼出来的蜂王浆装在瓶子里浸在井水里“冰冻”，然后卖给外面的收购站。他们给我沏过一大杯蜂蜜水，真是又香又甜。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，那篇文章在总场广播了好几遍，养蜂人也因此成为先进人物。
    到了秋天，养蜂的知青头头交给我一个邮包，让我帮他到七分场邮局代寄。到了邮局，那个对工作极其负责的老头儿，问我邮包里装的是什么，我说不知道。他说“知青从来都是收家里的邮包，咱这地方除了大豆，知青有什么东西可往外寄的呢？”便非要打开邮包检查。我拗不过他，只好把那个小木盒撬开了——里面有6个小药瓶，旋开瓶盖，瓶里有浅黄色粘稠的液体，浆糊状。老头儿放在鼻子前嗅了嗅，也闻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又问我是什么，我答不上来。老头儿说：“你弄不明白，我就不让寄，拿回去吧。”我愣着，那一刻忽然恍然大悟，我知道那一定是蜂王浆，是他们自己制作的蜂王浆。再看看邮包上的地址，是黑龙江某地的另一个兵团；看看名字，像是他的姐姐或是哥哥。情急之下，我对老头儿说：“嗅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对我说过，是一种止咳糖浆。他哥病了，那地方缺医少药的，他让我们分场的兽医给配制的。”老头儿说：“那也不行，你回分场去开个证明来吧，有了证明我才给你寄。”
    我心想，真的要回分场去开证明，不是等于把那个知青“卖”了吗？谁来给他证明呢？一证明不就“露馅”啦。如果让领导知道他把公家的蜂王浆私自外寄，他这个“先进人物”可就完了。如果我悄悄地把邮包还给他，让他别寄了，也不合适——他发现邮包被打开过，会误认为是我在拆他的台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只能千方百计地帮他把这个邮包寄走。
    我在邮局赖着不走，对那老头儿翻来覆去地说了许多好话，说那个知青的亲戚病得要死了，邮包早一天到达，就能早一天减轻病人的痛苦，这是“救死扶伤”的革命人道主义。我这样软磨硬泡地“纠缠”了一个多小时，那老头儿看我可怜巴巴的，终于心软下来，半信半疑地把我早已缝合了的邮包接过去，然后“啪”地盖上了一个邮戳。回到分场，我把邮包的收据交给他，什么也没说，后来也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。
    那年夏天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，据说将要加大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名额，并对推荐入学的知青进行文化考试。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，若要进行文化考试，倒是对我十分有利的，我想自己在文化考试上应该没什么问题。
    随即又听说，还是首先要基层推荐，政治标准仍是第一位的。心情顿时十分沮丧，家庭出身、政治表现、领导关系……全都是劣势，连个团员也不是，凭哪一条来推荐我呢？我顶多属于中不溜吧。不过，假如名额多一点呢？八分场的知青排排队，若是有10个名额，就有可能轮到我了。上大学是学知识文化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边疆；上大学要上得理直气壮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别人能上，为什么我就不能上？哪怕有一线希望，我也要争取。我首先开始积极复习功课。既然是考试，就一定得考好，考出水平来。
    过了些天，开始由群众推荐上大学的第一轮人选，我被推荐上了。科研班有个女生悄悄地告诉我，这推荐名单不算数，还要筛选一次，“刷”掉一半人，最后再由分场领导决定。她说你应该去找找某某主任，他权力最大，他想让谁去谁就准能去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去找某某主任，就听说一个绰号叫“小德张”的鹤岗男生，在到处散布我的坏话，说我在二分场的政治表现如何如何不好，决不能把我推荐到第二轮名单上。我很生气地跑去质问他，说：“你想上大学就争取好了，我和你是平等的，干吗要踩着我上？”他连连解释，赖得一干二净。我想他既然这么在意我，是否说明我是有希望的呢？想了又想，决定还是不去找某某主任，听天由命吧。又过了几天，第二轮名单上，我果然被刷下来了。
    到了秋天，被推荐入学的正式名单宣布了，大概有五六个人。其中有两个人平时表现很一般，却上了大城市的名牌大学，真是让人又羡慕又气愤。那天，我回到宿舍，躺在炕上闷闷不乐。科研班的一个知青走过来，就是那个叫我去找找某某主任的那个女生，她一向对我很好。她坐在我身边，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。末了，她贴着我的耳朵气恼地说：“我不是叫你去找某某主任吗？你不听，你真的相信那些人都是推荐上去的呀？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某某宁波女生，是给某某主任送了厚礼的，她把一只上海牌手表放在茶叶罐里送去了，你想想。某某主任能不把她拽上去吗？”

难忘的岁月

    1969年，我响应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，怀揣一颗报效祖国的红心，报名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。6月6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，我们新河镇39名知青，挥泪告别了父母和故乡，登上北去的汽车。天下午到达宁波火车站，我们和台州各县来的知青汇合在一起，乘坐专列驶向祖国的北疆。
    列车经过二天三夜的奔驰，9日清晨我们在巴彦高勒火车站下了火车，坐上团里派来接送我们的汽车，向我们的车队所在地——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一连驶去。
    这里的公路还是沙土路，路面上布满了坑坑洼洼，坐在车里象坐在摇篮里一样，前后左右不停地颠簸、晃动，简直要把人的骨头架子颠散了，车后扬起的黄土，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扑来，到了连队一下车，我们相互一看都忍不住笑了，每个人的身上、脸上都敷了一层厚厚的土，成了“出土文物”。
    因为是新建的连队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，所以生活很艰苦，房子要自己动手盖，田地要自己去开垦，眼前只能住在用荆芭搭建的临时工棚里。主食是馒头和玉米粉做的窝窝头，大米一个月每人只供应二三斤，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很不习惯。
    这里的风沙很大，刮起大风来真可谓天昏地暗、飞沙走石，十几米外就看不清东西，外出必须戴上防风镜，每当下午收工回宿舍时，炕铺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土，当地有个顺口溜：“来到大沙漠，一天要吃三两土，白天不够晚上补。”虽然环境十分恶劣，但是我们都能勇敢地面对，不气馁，不叫苦。
    不久，团里要组织一支业余宣传队，因为我在学校里搞过文艺，能歌会舞，所以一下子就被团里的宣传干事看中了，调到了团里的业余宣传队，还一干干了两年。宣传队二十多人，直属团部，一班是乐队，二班是男舞蹈队，三班是女队。因为我们是业余搞的，白天要种地，煤从外地运来要卸煤，但活儿总归要轻松些，有时下连队演出，也多一些馒头招待。这时战友文工团下来一个“小老兵”，山西晋阳人，因为与当时所谓的反革命组织“五一六”分子有牵连，就到我们宣传队来锻炼，还与我结成一帮一的对子。他是专业舞蹈人员，13岁就是文艺兵，正好给我们业余人员作业务辅导。于是经他的训练，我们的业务素质都大有提高，表演得也有点象样了。后来因为政治问题，一年多后，又把他下到连队劳动去了。
    因为离边境较近，当时我国和苏联关系很紧张，所以夜里我们还要背上枪在营房四周巡逻。4月的一天清晨，我们突然接到报告，说有一段水渠溃决了，渠水象脱缰野马冲向我们的田地和营房，我们宣传队被紧急动员起来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决口旁。我们赶紧用铁锨往筐里装土，再把一筐筐的土往决口里倒，但一筐土倒下去转眼就被急流冲得无影无踪，这时有个湖州来的高个子知青，奋不顾身地跳进了齐胸深的渠水里，接着我们也一个个往里跳。我们站在湍急的水渠中，手挽着手，组成一道人墙，嘴里高喊毛主席语录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岸上的队员不知从哪里弄来草包袋，把土灌进草包袋里，一袋袋往水里抛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，决口终于被我们堵住了，这时胜利的笑容挂在每个队员的脸上。
    在农闲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编自演小节目，内容有回忆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节目，也有歌颂连队里的好人好事的。形式以表演唱、接口词、群口快板为多。那时候，连队里的文化生活很枯燥，晚上基本上都是学毛主席著作，所以每当我们去各个连队演出，都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。离团部最远的要数二连，它是一个新建连队，条件十分艰苦，每次去二连演出，我们不仅背上乐器和道具，还一路打柴过去，送给二连战士烧，二连战士见我们背着柴禾去给他们演出，都被我们这种不畏劳苦的精神所感动。有个战士曾动情地对我说：“说实话你们的节目也算不上精彩，但你们的精神却确确实实鼓舞了我们的斗志，增加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。”
    1972年，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大演革命样板戏的热潮，这股风也刮到了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。当时师里要组织样板戏会演，我们宣传队选排了革命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，团部电影放映员郭效忠的嗓音高吭有力，形象也还可以，被借调到我们宣传队演李玉和，演李铁梅的是来自北京的知青张燕，演李奶奶的是一位天津的知青蔡春莲，我被安排演王连举这个角色。接到这个光荣任务，全队同志热情高涨，大家纷纷献计献策，自己动手制作布景和道具，经过几个月的排练，我们的京剧《红灯记》全场终于和兵团战士见面了，剧中的几个主角都演得比较好，所以演出大获成功。尤其是演李铁梅的张燕同志，出身梨园世家，她的父母都是京剧演员，她的舅舅在中国京剧团工作，她经常在舅舅那儿玩，看过钱浩亮、刘长瑜等名角的排练和演出，所以她的李铁梅演得最成功。演李玉和的郭效忠能唱出原版E调的高音，比较少见，他自己也十分兴奋，结果每晚演出后通宵睡不着觉，以后竟得了神经衰弱。我后来嗓子上来后也出演过李玉和，但因为身材较瘦，穿着铁路制服有点宽荡，观众说我这个李玉和瘦得像个猴子，后来就又叫别人演了。有一次内蒙古军区司令尤太忠到我们一师视察，师里紧急抽调各团的宣传队到师里演出，在那次晚会上，我们演了《红灯记》里的一场折子戏《痛说革命家史》，受到了首长的高度称赞，演出结束后，几个主演还和尤司令一起合影留念。

纪历吟草

    光阴似箭，转眼不惑有加，而下乡岁月仍历历在记，爰成俚歌八章，作嘤鸣之求云耳。

大 梦（之一）
大梦平生只自知，一花一木忆当时。
晨霜数白乡间道，夕照吟红陌上旗。
催泪书香犹切切，遣愁酒冷总痴痴。
十年迂水江桥下，始解秋风秋雨诗。
    知青题材有人说属于“伤痕文学”范畴，这一段历史，小说、电影都写过、拍过。但以古诗词组歌形式来记录当年的这场“大梦”，而且又是作者以亲身经历去回忆当时的“一花一木”，真的不多。一方面固然是有关方面对于“伤痕文学”采取的“低调子”，另一方面，知青这个年龄段，正是“不宜提倡”的时候，懂古诗、写古诗的真是凤毛麟角。
    《大梦》是组诗的开篇。诗人往往喜欢说梦，在梦境中驰骋，在梦境中想象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但此时诗人“只自知”的“大梦”却是一场历史的悲剧。下乡接受“再教育”，七十年代的知青，说白了，就跟劳动改造差不多，谁叫你撞上“读书无用论”的年代。“酒冷遣愁”、“书香催泪”，整天地干，能得到“贫下中农”的一点同情，就是你“痛并快乐着”的全部含义。

下 乡（之二）
彩旗猎猎舞东风，此去征程未可穷。
沃野迎来新世界，寒窗走出死胡同。
当头明月三分醉，举国狂歌一片红。
道是下乡再教育，田间造就上天龙。
    所谓“大有作为”，其实就是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地趴在田里，老老实实地去挣那几毛钱一天的工分。走出学校这个“死胡同”去沃野这个“新世界”，是你的一种“光荣”。“彩旗猎猎舞东风，此去征程未可穷”，当年千百万知识青年就是这样被锣鼓敲着下乡、打着上山的。月醉了、歌狂了、学校也砸烂了。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，你还去田里研究个啥，“作为”个啥？“上天龙”是这么好造就的？现在看来，真的哭笑不得。

担 粪（之三）
好风杨柳雨斜飘，箬笠遮颜过野桥。
两面裤边分上下，一肩粪桶荡低高。
田肥何借青春瘦，力薄凭它白眼嘲。
担自挑来瓢自泼，鹧鸽声里育秧苗。
    作者此诗写担粪，用“粪”字，用“粪”义，“担自挑来瓢自泼，”读来却觉得有美感，其中原因除了借景如“好风”、“杨柳”、“野桥”、“鹧鸽”、“秧苗”等农村所见外，工整的对仗，和谐的声律也起了一定的关系。但主要是此诗中所创造的人的形象，使读者倍感亲切与同情。正象浙江    老诗人徐元先生在《味耕园诗话》中述评的：“描述知识青年在‘广阔天地’里担粪肥田、接受再教育之情景，栩栩如生。” 诗能借景，诗能注情，诗便能动人，又岂为一“粪“字失其光彩耶？

耙 田（之四）
一脚低时一脚高，水田踏碎小琼瑶。
欲平垒块刀刀滚，忍策泥牛每每吆。
世路崎岖思屈李，酒魂摇荡忆刘曹。
额头汗雨无声滴，滴向心中起怒潮。
    耙田是最平常的农事，但对于一个刚下乡的青年来说，就难为了他。牛不听话，田不平整，“一脚低时一脚高”，苦也。“小琼瑶”是美好的，但只是水中之象，便美也有限。更何况美好的东西一步步碎于自己的脚下，心中之苦更可想而知。借滚刀欲平胸中垒块，借鞭牛聊泄心头不平，屈大夫之“行路难”，李太白之“蜀道难”，刘豫州之屈困曹营，皆无奈也。时世如斯，纵有雨汇成怒潮又当何用？作者切莫忘了“接受再教育”之身份也，表现不好，这辈子就别想回城。

夏 收（之五）
杀入围城又一重，镰刀割断垄头风。
腰弯不忘飞鸿志，腿瘦偏叮倒运虫。
满地黄云连碧海，无边紫气接苍穹。
农时六月闲人少，不怕辛劳只怕穷。
    夏收是要好好干的。“读书人望考，种田人望稻”是句老话，说明收成的重要性。中国人穷怕了，只要有饭吃，辛苦又算得了什么，穷人有的是力气。知青们的心态，恐怕经过几年的“改造”，这会儿最有体会。说来，“接受再教育”也算是初见成效。你看：尽管“腰弯”，尽管“腿瘦偏叮倒运虫”，他还是“杀入围城”，何等的勇气，“镰刀割断垄头风”，何等的豪迈。野田里“满地黄云”、“无边紫气”，何等的景象，这等场面，又有谁会相信诗人干一天所得的报酬——整整一元还缺两毛钱。
    著名诗家李汝沦先生说得好，“‘农时六月闲人少，不怕辛劳只怕穷’就是当时国人心态的真实写照”。

打 工（之六）
沧海月明泪是珠，飞蓬生计未模糊。
秋风篾担千门寂，夜雪茅檐一梦孤。
喜有诗心求白凤，愧无酒力笑青蚨。
偷偷外出零工打，试着伸腰作丈夫。
    “打工”二字到现在才算名正言顺，理直气壮，“打工妹”、“打工仔”的电影一放，打工者就感到腰板子硬朗得多，有人还拿“总经理”与之对比，说是一个样，因大公司里除了“董事长”，别的一概都是打工者，听来也似乎有几分道理。可是在割“资本主义道路尾巴”的那个年代，凭点技术、手艺出去打工，还是要偷偷摸摸的，初一来个“红色台风”，十五来个“学习心得”，只有早晨起来“三忠于”，接着就去田间“大有作为”最保险。可几毛钱一天的收入吃不饱肚子，养不起家啊！回忆这段“飞蓬生计”，作者刻骨铭心，在记忆中怎么也“模糊”不了。“秋风篾担”、“夜雪茅檐”，只有挣到钱，才能“作丈夫”，其苦可知也。所幸的是作者在艰难生计中挺过来了，而且是诗心不灭，活得潇洒，“沧海月明”中的点点珠泪，最后竟化成了朵朵灿烂的诗花，看来，“诗人不幸诗篇幸”，不妨如此解释它一回。

围 塘（之七）
请缨曾亦斩长鲸，拦海围田我是兵。
浪漫年华空大泽，迷朦岁月付新程。
声声溜号乡关曲，点点渔帆风雨情。
五百屿前天水阔，塘头极目看潮生。
    去海涂上筑围塘，是一件十分艰苦的活，滚得满身烂泥巴先别说，单这吃、住就教人难受。饭中透着浓浓的泥水咸味，夜里大蚊子、大毒虫准教你通宵不眠。其实海涂围塘这种苦活，放在长江边，就是修大堤，放在边关上就是造长城。“请缨曾亦斩长鲸，拦海围田我是兵”，此诗开篇就说“请缨”去“拦海围田”，为何，此事利国利民，苦又算得什么。“浪漫年华”、“迷朦岁月”，只有这回才是真正的“大有作为”，真正地去造一条“上天的”海上长龙。

苦 歌（之八）
屈指农村十载多，回城无计奈如何。
生涯有泪从头抆，书剑横心立志磨。
踏月时寻太史笔，荷锄每忆鲁阳戈。
人间听惯风吹雨，苦辣酸甜都是歌。
    回忆下乡岁月，几多感慨。歌是苦的，但回味却是甜的。人间风雨曾使你从头抆泪，立志磨剑，也就使你更加的成熟和坚强。十多年后，诗人终于回城，开始了“十年工厂”的新的生活。
    诗要有生活，生活是诗歌不渴的源泉。如果说没有当年的“上山下乡”，作者也就没有如此深刻的感受，也就很难写出这组歌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十年迂水江桥下”（《大梦》之一）是值得的。那我们对“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这句话的含义，是否又可以作出一种新的理解和评价？

沙漠采药记

    1970年4月，我从连队调入团兽医所，恰好赶上所长带队进入乌兰布和沙漠腹地采药，我就随队出发了。我们所要采集的是一种名贵的中草药，叫苁蓉，其功效补肾阳，益精血，用于腰膝痠软、精血亏虚、筋骨无力、阳痿、不孕等症状。听老百姓说，苁蓉是马匹的精子滴入沙土之中，寄生在一种叫莎莎的沙漠植物的根部，来年长成笋般模样。这种带点神秘色彩的传说，更增添了我的好奇心，带着对未知的沙漠世界的憧憬，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一夜无眠。
早春的乌兰布和沙漠，绵延起伏的沙丘一望无际，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金灿灿的，仿佛是固体的海洋，是那样的寂静，那样的空旷。汽车沿黄河故道蜿蜒而行，起伏的沙丘中间有许多流沙坑，一旦车轮陷进去，要退出来可费劲了。记不清我们的车子陷进去多少次，每次我们都是先用铁锹挖开流沙，然后手推肩扛硬把车子拽出来。夕阳西斜时分，终于来到此行的中途暂驻地奥龙布鲁格公社(乡)。这里地处阴山南侧，翻过阴山山脉，就是蒙古国了。一路上古垒断垣依稀可辨，不禁使人联想到唐诗中的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，也不知道这里是否曾经是汉唐时抗击匈奴的古战场，抑或是成吉思汗铁骑西征途中驻扎的营寨。奥龙布鲁格只有数户牧民，我们受到热情接待，第二天一早继续前进。
    沙漠腹地环境恶劣，寸草不生，人迹罕至，天无飞鸟，地无走兽，日夜温差极大，夜里寒冷能冻死人，中午烈日能晒死人。有句谚语生动地描述沙漠气候：“早穿皮袄午穿纱，抱着火炉吃西瓜。” 加上气候极度干旱，以及变幻莫测的风暴，这种环境下能够顽强生长的只有莎莎树。莎莎树有极强的根系，耐寒，耐旱，不惧沙尘暴，青褐色的树皮，弯曲的树枝犹如巨大的盆景。
    经过两天的奔波，到达目的地已是下午六点。当我们整顿好帐篷，燃起篝火时，袅袅的炊烟升起，火球一样的太阳西沉，我这才领略唐代诗人王维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诗句之美丽与精妙，令人生出无限遐想，那一刻仿佛心与古人沟通，似乎体会到作者那时的心境，一种荒凉的美油然而生。莎莎树还没有萌芽，夜幕中它带来一丝丝春天的湿润，为终年干旱的大漠点缀一丝丝的生机。
    采苁蓉是我们此行的使命，请了一位老牧民指导，他说：“在莎莎树根部的周围，平整的沙面如有裂缝隆起，其下面准有苁蓉生长，我们牧民叫‘包包’，挖的时候要离开一些，避免铲伤苁蓉。现在季节尚早，向阳坡上可能有生长了。”所长发出悬赏：“这次谁挖苁蓉数量最多，可以让他骑骆驼玩个高兴。”
    我们在高高的沙山上插一杆红旗，作为确定营地方向的标志物。然后各人拿着铁锹，背着挎包，在沙漠中分散开来，寻找“包包”的蛛丝马迹。我和同乡张春霖结伴，从上午转悠到下午，却没有一点收获，有点神情沮丧。张春霖几次催我回营地，我不愿放弃，他只好先走了。这时太阳渐渐西斜，天色黯淡下来。突然，西北方遮天蔽日的沙尘横空席卷过来，势不可当。这时想赶回营地，可怎么也来不及了。咆哮的风沙像千万匹脱缰的野马，顷刻间把刚才是风和日丽的世界笼罩在极其恐怖的黑暗之中。人不敢直立，恐被风暴卷走，被沙子活埋；沙子打在脸上跟针扎一般疼，不能深呼吸，不然沙子就会吸到肺里。气温急剧的下降，只穿单衣的我，此时简直成为沙尘暴的掌中玩物,被任意摆布，仿佛进入阴间炼狱，恐惧，饥饿，寒冷，绝望，撕裂着求生的希望!我下意识地摸摸穿着单薄衣衫的身臂，冰冷的铁铲，干瘪的挎包中还没有啃完的半个烙饼，平时我以体格健壮自豪，眼前的处境下，自己又是何等的渺小与无助！
风沙渐渐减弱，但天色越来越黑，能见度只有三五十米，我以一颗比较高大的莎莎树为中心点，绕了一圈，企图发现树立在沙丘高处的红旗，但四周茫然一片，无法分辨出东南西北。我不敢走远，此时只有风的呼啸，沙的疯狂，一座座连绵不断几乎一个模样的沙山。我精疲力尽地回到老地方，沮丧地靠着莎莎树打起盹来，一次又一次被恐惧所惊醒，睁开无助的眼左顾右盼，企盼奇迹发生。这时，只要见到一点火光，我会朝着火光的方向奔去，那里肯定有人，就会获救！
    突然间，迷茫的远处出现骑着骆驼的模糊身影。我怕是幻觉，使劲揉揉睫毛上粘着沙子的眼睛。影子越来越清晰了，我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大声呼喊，不停呼喊……那人也发现了我，朝我的方向骑过来。一下骆驼就把皮袄脱下来给我穿，用生硬的汉语说”你是兵团战士？迷路了？冻坏了吧！”一边说，一边问，听他的口音，就知道是一位蒙族老人。他的一群骆驼被沙尘暴刮丢了，是来找骆驼的，问我有没有看到。“在下午沙尘暴来之前看到。”我指指大概方向。他叫我在这里等他把骆驼找到后，再回来接我。我怕他回来找不到我，就让他带上我一道走。我俩同骑一只骆驼四处寻找，在驼背上，我把皮袄披在这蒙族老人身上，说我年轻火气旺，不怕冷。
    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骆驼找回来了。老人把我接到蒙古包，原来他也是和一些蒙民结伴到这里采挖苁蓉的。老人用蒙语与伙伴们交谈了一阵，或许是在向他们介绍我的情况，然后热情的端上热腾腾的奶茶、馍馍招待我。几位蒙民有的在唱歌，还有一位拉着马头琴，似乎刚才的沙尘暴只不过是插曲而已！
?我狼吞虎咽地填饱肚子，提着的心终于着地了，庆幸自己大难不死，与蒙族有缘那！我仔细地端视了这位蒙族老人，他叫巴托，古铜色的脸庞，一道深深的皱纹横在额头，那是大漠岁月沧桑留下的印记，慈祥的目光中透着坦然、朴实、宽厚、硬朗、精干的神采。心里久久激动着：我怎么感谢您，救命的人！
    夜已很深了，风沙停了。一位蒙族小伙子喊：“那边沙山上有火光。”果然，远处的沙丘上几点火光在闪动，知道一定是单位的同事在找我，于是要去和他们会合。巴托老人关切的说，今晚就住在他的蒙古包里，明天一早再把我送回去。我执意要走，近十里的路，竟然一口气到达，真是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！我的突然回来，大家欢喜若狂，又是蹦，又是跳，有的用口哨吹，有的大声喊，有的用锅盖敲，有的同事往沙山上运枯树枝继续加火。所长长嘘一口气：“可把我急死了，出了事怎么交代呀！”
    一个星期一晃就过去了，苁蓉采挖进入旺期。我们每个人都比较熟练的掌握了采挖技巧。我成为采挖苁蓉的能手，所长把唯一的一只金黄色的双峰骆驼让我骑着去采，这是对我的信任和水平的肯定。在浩瀚的沙漠中经常看见蒙族同胞的身影，挥手致意，还有那位可敬巴托老人。
    三十九年过去了，我怎么也忘不了采苁蓉、沙尘暴、迷路、获救的经历，怎么也忘不了那位救我一命的蒙族老人——巴托。

忆难忘的岁月
——卫生队出了重大医疗事故

    我是东浦农场接收的临海知青，曾在东浦农场整整生活八年，温岭是我第二故乡，故乡变化让我牵挂，过了这么多年。2002年是我下乡三十周年，与临海连队知青战友去了东浦农场，谢谢温岭市政协文史委给我这次机会。让我把三十年前自己亲历、亲见一段人生经历这份记忆奉于世人共享。
    把历史的那一页翻回到四十年前，一大批来自于温岭本地知青与杭州市知青来到了东浦这片茫茫海涂,他们是东浦农场的第一批拓荒者，1969年他们从农场变成兵团,随后而来的包括杭州，宁波，温州,象山,临海,知青一起在这片东浦大地上度过了终身难忘的蹉跎岁月。
    31年前的今天兵团解散,大批军队干部离去,兵团又变回农场。但知青们习惯称农场医院还是卫生队。此时,第一批恳荒者已经成家立业,并都有了下一代。我们卫生队随着军医们的离去, 手术室里留下了大量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 ,200毫安X光机、先进的化验室和许多生化设施。但是门诊医生是刚从营部调上来工农兵大学生,还有一个好象是刚经地方医院培训的知青。可以说当时卫生队业务水平与器械应用不符，器械只是看着没有发挥因有作用。而此时地方多么想用这些器械,想计划把我们这些器械拿去成立第二人民医院,农场领导本位主义思想严重，使计划泡汤。
    1977年夏日某天下午，23连本地知青小花因腹痛、腹泻、恶心、呕吐到卫生队看病，当时病人情况还好，脱水并不严重，医生诊断为急性肠胃炎，给挂输液，具体用什么药，因为年代长久也忘记了。
    静脉输液是抢救病人和治疗疾病的重要措施，如果输入药物、输液器具或配液加药及滴注过程被热原、细菌及微粒污染，可造成发热反应，不但加重病情，还可引起休克甚至死亡。
    因当年晶体溶液质量特别差，一箱5%葡萄糖盐水中就有好多瓶中有霉菌，输液管是煮沸消毒，注射室空气又没有消毒，联合用药是否过多，药物是否配伍不当，输液速度是否过快，因年代久远各种原因都成了谜。
    当天晚上因海军雷达部队放露天电影，卫生队大部分知青都去看电影，只留下一个医生和护士值班，好象那天晚上又是停电，只能点着蜡烛，小花有丈夫和5岁儿子陪同，在昏暗的门诊注射室内输液。护士给换上第二瓶液体时，病人开始出现发冷，护士把病情立即向医生汇报，医生给药作了处理，病情反而没有好转，出现寒战，,高热达到40度，病情非常危急。医生把这情况报告场领导，领导决定转院到上级医院。
    我们农场到温岭城关有50里路，中间还有一座高山，领导派吉普车送小花去上级医院。命运往往会捉弄人，吉普车在送往病人途中就在高山上抛锚了，那天晚上天特别黑，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,那时又没有电话，小花老公与护送小花医生心中真是焦急，感觉真是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只有保佑驾驶员快点修好车，谁知修了1个半小时才修好车，当把病人送到医院时，错过了有效抢救时间，小花永远离开了她的丈夫与那5岁的宝贝儿子。
    随着知青大批返城,卫生队也没有存在必要，曾在卫生队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回城后大部份从事医护工作。而我返城，仍从事医护工作在我从医将过三十年光阴中，眼前常常会出现5岁小男孩失去妈妈可怜的眼睛。为此我在工作过程中非常仔细小心，没有出现医疗差错，今天把此事写成文章，告诉大家：能吃药，不要打针，能打针，尽量不要输液。愿大家平安健康！